在当前风行热播的清宫剧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剧情：皇帝龙颜大悦褒奖大臣时，往往降旨赐某某人赏戴花翎，受赏的臣子则感激涕零，直呼皇恩浩荡；而大臣犯咎获罪时，皇帝又会震发雷霆之怒，断喝一声：“来呀！拔去他的顶戴花翎！”御前待卫则应声而前，从抖若筛糠的罪臣脑袋上摘下官帽，拔掉长长的翎枝。很多人看到这儿也许并不完全清楚这个花翎究竟为何物，它有什么样的作用，又是哪些人才有资格佩戴它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清朝羽翎制度的一些历史知识。

一、清代羽翎制度的起源：古代传统与民族特色双合作用的产物

现代考古证实，中国古人用翎羽作为佩饰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，那时的人们就有将野鸡尾羽安插到冠顶的习惯。战国时期，赵武灵王认为鹖鸟凶猛善斗，打斗起来不死不休，故而将鹖鸟的羽毛赐给将士插在兜鏊的顶端，以表示勇武善战。这一做法被秦汉以后多个朝代延袭下来。汉代虎贲、羽林等禁卫军皆戴用双鹖尾装饰的武冠，称之为“鹖冠”。

武冠，俗谓之大冠，环缨无蕤，以青系为绲，加双鹖尾，竖左右，为鹖冠云。五官、左右虎贲、羽林、五中郎将、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，纱单衣。虎贲将虎文裤，白虎文剑佩刀。虎贲武骑鹖冠，虎文单衣。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。鹖者，勇雉也，其斗对一死乃止，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，秦施之焉。——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

南北朝时期，鲜卑族武士也将雉鸡尾羽作为铁兜鏊的装饰品，北朝民歌《企喻歌辞》第二首“放马大泽中，草好马著膘。牌子铁裲裆，冱鉾鸐尾条”，就是对这一做法的生动写照。到了明代，也有官员以鸟的翎羽为装饰的记载，《明史·舆服志三》：“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，缀以靛染天鹅翎，以为贵饰，贵者飘三英，次者二英。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，冠以下教场，自谓殊遇。”无论是江彬以缀天鹅翎为贵饰，还是王琼以受赐天鹅翎为殊遇，都充分说明在明代，以翎羽佐饰帽冠的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。

清朝的统治基础是世代渔猎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族，他们信奉萨满教，盛行灵禽崇拜，鸟类羽毛在宗教活动和民众生活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，服饰上的佩饰多以鸟类羽毛为主。如萨满巫师所戴的神帽上就安插了鸟的羽毛，羽毛越多，就意味着巫师所具有的能力越强。这种带有宗教色彩和图腾崇拜的满族特有元素，在和中原传统文化进行交融演化之后，最终形成了清朝独特的羽翎制度。崇德七年（1642年）六月，清太宗皇太极赐给明朝降臣祖大寿、祖大勋、高勋等人孔雀翎以示褒奖，首次将民族宗教传统演变为国家名器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对羽翎佩戴进行了明确的限定，羽翎制度遂成为定制。

赐总兵官祖大寿，御服五爪龙纱朝衣，嵌双东珠红宝石朝帽，并缎摔、缎袜，赐祖大勋、高勋朝服，系孔雀翎凉帽等。——《清实录·太宗实录》

二、顶戴花翎：清代官员的品级与荣耀

在清朝，区别官员官阶高低、品秩差别主要通过两个途径，一个是补服，一个是顶戴。补服是穿在官袍外的朝褂，前后各缀有一块“补子”，其上绣有不同的图案，用以昭示品级高下。按清制，补服以绣飞禽代表文官，猛兽代表武官。一品文官绣仙鹤，武官绣麒麟；二品文官绣锦鸡，武官绣狮子；三品文官绣孔雀，武官绣豹；四品文官绣鸳鸯，武官绣虎；五品文官绣白鹇，武官绣彪；六品文官绣鹭鸶，武官绣熊罴；七品文官绣鸂鶒，八品绣鹌鹑，武官皆绣犀牛；九品文官绣蓝雀，武官绣海马。其中有一个特例，即御史与谏官职掌辨识忠奸，匡扶过失，所以他们的补服无论级别，所绣的均为上古神兽獬豸。

“顶戴”，即朝冠上的顶饰。清代官员朝冠顶饰以玉、金、银等为托座，上嵌宝石金饰为顶珠，下以丝质帽缨帽纬作为装饰。顶珠从一品到九品，依次用红宝石、珊瑚、蓝宝石、青金石、水晶、砗磲、素金、阴纹缕花金、阳纹镂花金为材料，代表不同官员的品级。顶无珠者，即无品级，也就是常说的“未入流”。官员犯事受到革职处罚，必须将帽子上的顶珠取下，以示去掉了官职。

在顶珠的下方，有一个两寸长短的翎管，多用玉、翠、珐琅或花瓷制成，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安插羽翎。和补服顶戴不同，羽翎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的，它是一种特殊的荣耀，主要作用是昭明等级，赏赐军功，一般的官员是难以得到的。羽翎可以分为蓝翎和花翎两种。蓝翎是用鹖鸟羽毛染制而成，又被称为“染蓝翎”，花翎则是用孔雀尾羽制成，又被称为“孔雀翎”。花翎又有一眼、双眼、三眼之分，所谓“眼”，指的是孔雀翎上的圈状“目晕”，一个“目晕”为一眼，眼数越多，越是稀有尊贵。无论是蓝翎还是花翎，都必须得到御赐后方能佩戴，否则妄戴就是僭越，会受到严厉的处罚，而有资格戴羽翎的官员也不可以随意不戴，否则也会同样受到处罚。

三、无上荣耀：清代中前期羽翎制度的严格规定

既然羽翎是一种难得的荣耀，那么哪些官员才有资格佩戴呢？这些在《清史稿》和《大清会典》有着明确的记载。有资格戴蓝翎的主要是：1、前锋营、护军营的军校，这些人是皇帝的护卫亲军；2、亲王及以下贵族的二、三等护卫和贝勒府的司仪长。佩戴花翎的主要有：1、内大臣，御前待卫，前锋营及护军营的统领、参领等戴单眼花翎；2、爵位为镇国公、辅国公及和硕额驸戴双眼花翎；3、爵位为贝子和固伦额驸者戴三眼花翎；4、皇帝特赐戴花翎的官员。

凡孔雀翎，翎端三眼者，贝子戴之。二眼者，镇国公、辅国公、和硕额驸戴之。一眼者，内大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等侍卫，前锋、护军各统领、参领，前锋侍卫，诸王府长史，散骑郎，二等护卫，均得戴之。贝勒府司仪长，亲王以下二、三等护卫及前锋、亲军、护军校，均戴染蓝翎。——《清史稿·舆服志》

不难看出，但凡能戴得上花翎的，不是皇室亲贵，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，花翎属于皇室亲贵特有的冠饰，一般的朝中大臣，不论官阶有多高，除非得到皇帝赏赐，是没有资格佩戴的。如果能够得到佩戴的许可，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耀。举两个例子：施琅因为平定台湾的功劳被封为靖海侯，他却向康熙上书，请求用靖海侯的爵位换取一枝花翎，康熙特旨许可他戴花翎，可见当时一支花翎在官员心中的份量要比封侯这样的荣耀还要重；另一个是雍正时期的大臣杨宗仁，官至从一品的湖广总督，雍正认为他是“名行相符的好封疆大臣”，特意准许他戴一枝单眼花翎，以示表彰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亲王、郡王、贝勒这样的高级宗室，没有皇帝的特指是不能戴花翎的，由皇子身份分封的亲王、郡王不赐戴花翎，因为花翎虽然贵重，但仍属于“臣僚之冠”，高级宗室戴它就相当于降低身份。比如乾隆时期，顺承郡王泰斐英阿充任前锋统领，便以此为由向乾隆申请配戴花翎，结果乾隆皇帝以“花翎乃贝子品制，诸王戴之，反觉失制”为由拒绝。

四、泛滥成灾：清代中后期羽翎制度的没落

由于花翎代表着特殊的荣耀，清代皇帝起初在赏赐时也是慎之又慎，除非官员立有大功，否则一般情况下不轻言赏赐。从乾隆朝至清末，得到双眼花翎赏赐的只有二十余人，得到三眼花翎的更是只有寥寥七人，可谓凤毛麟角，就连乾隆第一宠臣和珅也没能得此殊荣，可见朝廷对花翎的控制还是相当严格的。

但是，到了清朝后期，从道光皇帝开始，羽翎制度遭到破坏，原来不戴花翎的亲王、郡王等高级宗室也纷纷戴起了花翎，花翎的赏赐范围也在逐步扩大，各方面对国家有功之人均可赏戴花翎。睿亲王淳颖之子禧恩因为坚决拥立道光继位，又平定湖南瑶民叛乱，被赏赐三眼花翎。大臣长龄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后，道光帝不仅赏赐他三眼花翎，对报捷音的使者也赏戴花翎，命其在军机处行走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爆发后，因国库空虚，道光帝不仅大开捐官之门，连羽翎也明码标价上了拍卖台，捐银5000两者可戴蓝翎，捐银万两者可戴花翎，可谓童叟无欺。

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，由于需要镇压太平军起义，朝廷急需银两充斥国库，降低了羽翎的捐纳门槛，蓝翎被卖到4000两一枝，花翎则只需要7000两。此后，羽翎的“行情”连续下跌，到了清朝末年，捐一枝花翎连200银元都用不到了。与之相对应的是，羽翎在朝廷中泛滥，庙堂之上无论官阶高低，几乎人人脑后都拖着一枝翎子。此时羽翎已失去了奖惩的示范意义，不再是政治生活中彰显皇权恩泽的工具，由国家名器沦为可以购买的商品，沾满了铜臭气息，原来属于它的的荣耀自然也就茫然无存了。